禅心寂寥明如镜   照彻空林万象间

——纪念法和尚上宽下霖上人诞辰120周年

嗣法弟子 宗性  圆如

引    言

文殊院自清初慈笃祖师中兴以来，一直传承临济宗法脉，至霖公上人已承袭四十九世。霖公上人是我的法和尚。

新中国成立后，霖公上人参与发起、筹备、推动成立成都市佛教协会、四川省佛教协会，是川渝地区佛教界的主要领袖，任职成都市佛教协会、四川省佛教协会达四十余年，为当代巴蜀佛教事业的重兴和健康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霖公上人生前曾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常务理事、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成都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会长、名誉会长，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委员、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成都文殊院、大理鸡足山祝圣寺住持，倡导并重建鸡足山迦叶殿，是全国佛教界有巨大影响力的高僧大德。

霖公上人自青年时期投身佛门出家以来，潜心佛法八十余载，娴熟禅林规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佛教事业。霖公上人一生追求佛法真谛，南游饱参，亲近诸善知识，尤精天台宗、净土宗教理教义，是当代卓有影响力的高僧大德。霖公上人一生秉承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带领佛教界四众弟子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新中国成立后佛教事业的转型、复兴和健康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霖公上人一生坚守丛林，传承法脉，博闻强记，负重坚毅，始终保持学修并重的衲子本色，深受全国佛教界四众弟子的敬重和推崇。

一、饱参坚毅的衲子生涯

霖公上人讳宽霖，号广泽，俗名王天顺，1905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生于新都军屯乡场填口，父讳正乾，母李氏。1911年入军屯乡梓潼宫私塾，随秀才王谦久先生学习。1916年被父亲送往军屯乡双桂寺，跟随了义师、海真师接触佛法。后经圆相师引荐，投新都福建馆寺做杂役，闲时识字诵经。

1917年农历四月初八，经父母同意后，于新都福建馆寺，依常参老和尚披剃于演悟长老名下为徒，法名宽霖，号广泽。1921年蒙无穷老和尚指引，往文殊院依明正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受戒后于文殊院住堂参学。

1923年住文殊院大寮，并在菜园作务。1924年调任侍者，亲近禅安和尚。1925往双流应天寺亲近先照法师初习天台教义。1926年被派往文殊院下院觉华寺，同年底回文殊院，调任衣钵。1927年调往流通处负责。1930年调任监修，萌生外出参学之愿。

1931年春，赴峨眉朝礼普贤菩萨，从乐山乘舟而下，开始江南参学的云水生涯。初到武汉宝通寺参学，亲近度厄法师听讲《楞严经》。后随度厄法师回南京普照精舍，依度厄法师学习。同年秋，经度厄法师引介，赴宁波观宗寺亲近谛闲大师、宝静大师学习天台教义。1932年入观宗寺义务学校预科班学习，听宝静大师讲《十不二门》《教观纲宗》等天台宗教典。1933年任观宗寺学监。1934年随摩尘法师赴杭州，听讲《四教仪》《楞伽经》等。在杭州参学时，赴圣水寺亲近静修法师学习天台教义，为法师誊写《教观纲宗》讲义。同时亲近圆瑛法师、兴慈法师等大德。在静修法师引见下，赴苏州报国寺亲近德森法师、了然法师，拜谒印光大师并蒙其开示。后又回宁波观宗寺，任观宗寺堂主。旋赴七塔寺亲近全德法师学习天台教义，亲近钟镜法师学习文史知识。

1935年受宝静法师相邀，随宝静法师赴九江，协助弘法，在能仁寺宣讲《基本三学》。同年冬，九江弘法毕，送别宝静法师于九江，赴庐山朝礼净土祖庭东林寺。后驻锡庐山黄龙寺，被推荐举为代理方丈。1936年受重庆华岩寺钟镜和尚（曾住七塔寺）函邀，到华岩寺讲授《弥陀经》《二十四门仪则》《地藏经》等。同年夏，受重庆三学精舍之邀，讲《地藏经》《弥陀经》《盂兰盆经》，并举办盂兰法会。

1937年接新都诸山函告，师爷常参老和尚圆寂，遂回福建馆寺奔丧，期间回乡省母。同年秋，回文殊院听能海法师宣讲《仁王护国经》《菩提道次第论》《普贤行愿品》。1938年住尧光寺，讲《盂兰盆经》《地藏经》，举办盂兰盆法会。1939年住昭觉寺，讲《金刚经》。同年夏，受法光和尚之邀，赴绵竹祥符寺，设坛求雨有验，传为佳话。同年七月三十日，恭逢地藏圣诞，在尧光寺燃臂供佛。1940年受宝光寺之邀，赴宝光寺讲经。1941年受峨眉山佛教会之邀，赴毗卢殿、锡瓦殿讲经，并拜扫得戒和尚明正老和尚灵塔。1942年赴双流应天寺修法华三昧。1944年在应天寺修法时蒙冤入狱，后经谢子厚居士出面周旋，由成都各大丛林联名保释。同年秋，回文殊院销假，请任藏主。1945年请任堂主、知客，于文殊院戒期任教授阿阇黎。1947年再上峨眉朝圣，并于金顶听贡嘎活佛讲经。1948年于文殊院掩关一年余，潜心藏经楼阅藏。

1950年因当山住持圆照和尚离寺，法光和尚仓促付法霖公上人，号正念，负责文殊院推押事宜，因遭受冲击而受伤，终身未愈。1953年正式荣膺文殊院方丈，有李孔藕珊居士贺联纪其事，联曰：领众继曹溪禅室祖灯传法要，立言宗百丈工场农圃赖资生。同年，成都市佛教徒学习委员会由十方堂迁入文殊院，同成都地区诸山大德一起参加时政学习。1955年，当选为成都市政协委员。1956年参与发起成立成都市佛教协会，并参加筹备工作。1957年1月成都市佛教协会在文殊院成立，选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6月参与发起成立四川省佛教协会，任筹备委员。1958年参加劳动改造，在昭觉寺莲花池鬼打湾烧焦煤，后又至桂王桥天主堂土硝厂炼硝。同年4月参加在成都召开的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民族佛教界座谈会。1960年随全省宗教界人士参观团赴北京、武汉、洛阳、陕西等地参观。1966年下放至凤凰山劳动，虽经受磨难，仍设法妥善保护院内文物少受损失。1972年奉命从凤凰山劳动农场回文殊院。1973年4月带领僧众工人对文殊院殿宇进行维修，并对园林重新绿化。同年8月，又被派往暑袜街天主教堂缝纫组参加劳动。1976年因病从劳动组回文殊院。

1979年后，文殊院重新对外恢复开放，霖公上人以年逾古稀之年及老病之躯承担起文殊院复兴的重任。1980年2月在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补选为市政协常委。同年秋，于文殊院为中国佛学院在成都地区招收的四名学生传授沙弥戒。同年12月，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当选为理事，并任广济寺传戒法会羯磨阿阇黎。1981年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上，荣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1982年中断数百年后的首次尼众二部僧传戒在文殊院举行，任得戒和尚。1983年1月当选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赴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及理事会，并任广济寺传戒法会羯磨阿阇黎。1985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第一次传戒法会在宝光寺举行，任得戒和尚。同年，应竺霞法师邀请，赴重庆参加罗汉寺重塑五百罗汉鉴定会，并考察慈云寺、能仁寺、缙云寺、北温泉寺、梁平双桂堂、大足圣寿寺等寺院。1986年6月赴重庆罗汉寺主持罗汉堂开光法会。同月，为响应国际和平年的号召，于文殊院主持祈祷世界和平法会。1987年2月赴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同年5月，为昭觉寺清定法师送座。同年6月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荣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同月10月，被礼请为成都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同年11月，赴鸡足山祝圣寺传戒，任得戒和尚。1988年1月当选四川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委。同年10月，倡议新建千佛和平塔竣工。同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文殊院举办首次传戒法会，任得戒和尚。1989年3月兼任鸡足山祝圣寺方丈并举行升座典礼。同年9月，应长念法师邀请，赴遂宁视察，考察了遂宁广德寺、灵泉寺、净业禅院、射洪兜率寺等寺院，应邀主持广德寺玉佛、灵泉寺观音圣像开光法会，并在广德寺为四众弟子讲解《普门品》《沙弥律仪》，传授居士菩萨戒，广结法缘。返回成都途中，沿路考察了三台大佛寺、绵阳圣水寺等寺院。

1990年5月，付法遂宁广德寺长念圆明和尚，为其送座，应邀在广德寺为四众弟子讲解《弥陀经》《盂兰盆经》。同年6月，应清德法师邀请，赴内江视察，考察了圣水寺、西林寺等寺院，应邀在圣水寺为四众弟子讲解《盂兰盆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应慧山法师邀请，从内江顺赴自贡视察，考察了妙观寺等寺院。同年9月，赴峨眉山金顶主持开光法会。1991年5月赴昭觉寺参加大雄宝殿落成庆典及开光法会。同月，付法内江圣水寺清德圆兴和尚，并为其送座；应邀主持西林寺开光法会；顺赴重庆视察，考察了大足圣寿寺、罗汉寺、慈云寺、华岩寺、能仁寺等寺院。同年10月，付法德阳万佛寺海山圆融和尚，并为其送座。1992年同省内高僧大德共同倡议成立四川省佛学院。1993年6月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五届代表会议上，连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同年10月，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文殊院举行第二次传戒法会，任得戒和尚。1994年赴鸡足山主持迦叶殿落成庆典及开光法会。1997年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第六届代表会议上，连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1998年5月在文殊院五观堂为四众弟子开示《地藏经》大意。同年12月，付法泸州方山云峰寺兴礼圆礼和尚。1999年4月抱病往宝光寺、爱道堂看望新戒。同年6月8日，安详示寂于文殊院丈室，世寿95岁，戒腊78夏。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发来唁电，各界人士近十万人参加了悼念活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陈官权部长致悼词。遵佛制于宝光寺荼毗，礼请云门寺佛源老和尚举火，荼毗后得舍利若干。舍利灵骨塔分别建于都江堰天国山圆通禅林、大理鸡足山祝圣寺。

二、文殊院的“守护神”

文殊院这一方净地的圣洁和庄严，是历代先辈祖德为之奉献睿智和心力的功德，他们的功德就像林间郁葱的松木一样四季常青，至今依稀能感受到他们仍在身边，注视着文殊院的发展，加持着慧灯的永传。在文殊院千百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这样的先辈祖德无以数计，他们的精神德音永存。深受敬仰的霖公上人，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为文殊院的传承大业尽心竭力，奉献了毕生精力。

霖公上人结缘文殊院。霖公上人与文殊院的因缘，是从16岁在宝光寺退居无穷老和尚指引下，到文殊院依明正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开始的，与文殊院结下了近八十年的不解之缘。他在文殊院受戒后，留在了戒常住住堂，最初除在文殊院菜园地劳作外，还亲近禅安和尚、先照法师等学习佛教教理教义。与此同时，还刻苦学习梵呗唱诵、规矩礼仪等。由于潜心用功，深得大众师和禅安和尚的信任和赏识，先后调往下院觉华寺和流通处等处负责管理，并请职衣钵、监修等职事。自1925年，数次在文殊院传戒期间，下引礼寮任引礼师，足见他在佛门礼仪、丛林规制方面的熟悉程度。从1921年至1931年，前后十年在文殊院不同寮口、不同岗位上历炼，十年间，以一名初入佛门的比丘，从基层的杂役工作开始，到担任常住重要职事，可知霖公上人的处事为人精勤和干练。从一名懵懂的青年僧人，逐步参与文殊院的日常事务和管理工作，让他对文殊院的历史和管理事务，有了直接了解和熟悉的机会，这也为他日后在文殊院的发展和建设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奠定了基础。这十年虽然在他的一生中不算长，但正是这十年的锤炼，让他同文殊院结下了难解的殊胜因缘，这恐怕是当年他受尽辛苦来文殊院受戒所没有想到的。

霖公上人守护文殊院。霖公上人在文殊院因受戒而住堂十年后，决定外出参学。1931年春，他向退居的禅安和尚、堂头法光和尚告假出堂，离开文殊院，远游参访善知识，先是朝礼峨眉山普贤菩萨道道场，后从乐山沿江而下，赴武汉、宁波、九江等地，亲近度厄法师、谛闲法师、宝静法师、全德法师、印光大师、摩尘法师、兴慈法师、静修法师、宗镜法师等敎界硕德，追随大德们研习天台教义，叩问净宗法要，深得长老前辈的印可，先后在九江、重庆等地弘法。回四川后，展转在绵竹、成都、峨眉、新都、双流等地讲经弘法，名重教内。1944年，他结束了外出参学弘法十三载的宝贵人生经历，回到了自己受戒的衣钵堂——文殊院。此时的文殊院，禅安和尚已圆寂，法光和尚已退居绵竹祥符寺，法光和尚付法的佛如和尚已英年早归安养，圆照和尚据座主持法席。他回文殊院后，请职为藏主、书记、堂主兼知客等职，期间文殊院历次传戒法会中，被礼请为教授阿阇黎，成就新进僧伽的戒品。回院后，他除了参与寺院日常的佛事活动和必要的接待外，主要精力都在藏经楼用功静修，甚至足不出院。1949年3月，由于在位方丈圆照和尚离寺未归，退院法光老和尚复院，与诸山及阖堂大众商议，拟选任霖公上人继任法席，但他坚持不就，只负责公粮公债接洽事宜。1950年秋，法光老和尚随同能海法师离川，临行前仓促付法，连正式的仪式也没有来得及举行。他临危受命，接任寺务，负责院内缴粮购债事项，后因与院内执事意见相左而离寺。1951年3月，经政府出面协调，仍回院办理退押事务。1953年正式升座，荣膺文殊院住持，承担起文殊院的管理工作和领众修学的重任。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各类运动迭起，特别是十年动乱的变故，文殊院作为成都首刹，冲击是在所难免，他也被视为“封资修”对象，先后被派往炼硝厂、凤凰山劳动农场、宗教缝纫社参加劳动改造。尽管环境发生了逆转性变化，但他始终保持自己坚定的信仰，毫不动摇。在极度不正常的环境下，他同极少数僧人一起，从未离开过文殊院，并想方设法保护文殊院珍藏的文物、佛像，即使在身体受伤，疼痛折磨的情况下，也总是以博大的胸襟泰然处之。他还分别于1953年和1962年，邀请成都文史专家庄镜人、焦迪猷先生一道，整理文殊院所藏文物。因为他深知，运动是短暂的，但佛教事业的传承，文殊院的发展是有着悠久历史的，险境终会过去，未来一定会迎来曙光。他是把自己的身心命运，同文殊院深深联系在一起。因此，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条件多么艰苦，他总会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守护文殊院免遭毁坏。事实上，正因为他抱定了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始终与文殊院相依为命，文殊院才得以度过困难时期，迎来新的光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艰难的岁月中，霖公上人用生命守护了文殊院安然无恙，这一历史功德，将永远铭记于现在乃至将来佛弟子的心中。

霖公上人重振文殊院。1979年后，文殊院重新对外恢复开放，霖公上人以年逾古稀之年及老病之躯承担起文殊院复兴的责任。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请专人重新对文殊院的文物加以整理，对文殊院的古建筑群加以维修巩固，对园林花木整修培植美化，使文殊院在历经曲折后面貌一新。在他的带领下，全寺上下发扬六和精神，先后改建圆通殿（原戒堂）、玉佛殿（原六也亭）、兴建千佛和平塔、增设茶园、素餐厅、流通处等设施，特别是征地新建文殊阁、上客堂宾馆，使文殊院面貌全新，为广大信众和游客来文殊院朝拜和观光提供方便和服务，深得社会各界赞许。他除了关注文殊院的殿堂建设和设施完善外，更投入大量的精力，接待外宾，加强对外交流，宣传改革开放和宗教政策。他更关心佛教事业发展大计，为培养青年僧人，倡导恢复空林佛学院，并于1988年和1993年，先后在文殊院主持两次传戒活动，推动僧团后备力量的健康输入。

先后为遂宁广德寺长念和尚、内江圣水寺清德和尚、德阳万佛寺海山和尚、泸州云峰寺兴礼和尚付法传衣，为禅门法脉续焰传薪。从1979年文殊院重新恢复宗教活动，到1999年的二十年中，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文殊院的重振事业，并让文殊院的建设和发展步入了新的辉煌时期。时至今日，漫步庭院，古朴幽静，闲游园林，花木茂盛。廊下径道，霖公上人走过的脚印宛然，草木门窗，他抚摸过的树干和门环余温尚存。回顾他八十余年的出家生涯，有近七十载是在文殊院度过的。七十年来，他从结缘文殊院到守护文殊院，最后重振文殊院，他与文殊院的因缘就像是一段参不透的公案，仰望星空，追问日月，似乎也难以说透。他虽然已示寂二十六年了，但他的身影仍呈现在文殊院的林间院落，他为法为教的精神仍弥漫在文殊院上空。正所谓：栖心兰若七十载，光照空林千百秋。

三、当代佛教重兴的硕德

霖公上人的一生，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见证了国家从战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进程。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佛教革故鼎新的参与者、实践者，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重新恢复的见证者、推动者，是为当代佛教事业重兴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界硕德。

霖公上人是爱国爱教的楷模。他不仅心系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非常关心社会的发展，积极推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在开示大众中反复强调，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历史的潮流，只有顺应潮流，自觉适应社会的佛教徒才是真正爱国爱教的佛教徒。他告诫四众弟子只有国运昌，才有佛法兴。他始终如一主张要爱国与爱教并重、念佛与利生并举，他的一贯主张，体现在为成都市佛教协会题写的“爱国爱教”墨宝中，至今仍然激励着佛教界同仁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他在任成都市人大代表，成都市政协委员、常委，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期间，积极参政议政，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他既能顾全大局，又努力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自觉处理好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不仅在全省宗教界发挥了表率作用，更是全省宗教界爱国爱教的楷模。正因为如此，他在担任文殊院住持近五十年中，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朱德、陈毅、罗瑞卿、郭沫若、廖承志、刘澜涛、巴金、赵朴初先后到文殊院参观视察，足见党和政府对他的充分信任和肯定。特别是朱德委员长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于1980年专门撰写《朱德委员长赠送文殊院兰谱和兰花实记》一文回忆其事。1955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到文殊院参观考察，他热情接待并详细介绍了文殊院珍藏的珍贵文物，郭沫若副委员长还特别赋诗予以赞赏，诗曰：四十年后始来游，西天文物萃斯楼；只今人民翻身日，亦见宗门庆自由。

霖公上人注重佛教事业健康传承。他生前高度重视寺庙民主管理组织的建设，他强调寺庙必须建立民主管理组织，对寺庙事务实行民主管理、集体管理，反对家庙作风。他生前高度重视佛教团体的建设，他指出各级佛教协会是广大佛教徒联合的爱国团体和教务组织，是党和政府与佛教徒之间的桥梁，是贯彻执行宗教政策、法规，维护佛教界合法权益，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保证，各级佛教协会要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领导、支持和帮助下充分发挥桥梁作用，把维护佛教徒合法权益视为自己的宗旨。他生前高度重视佛教教务工作，他指出佛教教务工作纷繁复杂，但总起来只有一条，那就是使各种教务活动既合佛法，又合国法。如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问题，汉传佛教僧尼、居士受戒问题，寺庙人事、财务管理问题，都需要按规章制度实施有效的管理。他关注的上述问题，今天重新审视，依然是事关佛教事业健康传承的根基，足见他数十年佛教修为所涵养的远见卓识。

霖公上人心系后备人才培养。他深知僧团在佛法住世中的职责，僧团后备力量及其综合素质关系到正法久住的慧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佛教事业迎来重兴的机遇，藉中国佛教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的胜缘，赵朴老委托正果法师在北京广济寺组织了恢复佛教事业后第一次正式传戒法会，他参加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传戒活动，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这次传戒法会是全国佛教界教务活动恢复的标志。自此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恢复接纳青年僧人进入僧团的传戒活动。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正果法师再次在北京广济寺组织传戒法会，他也再次被礼请为羯磨阿阇黎。他还于1985年、1987年分别在新都宝光寺、鸡足山祝圣寺，主持了四川、云南两省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传戒法会，并担任得戒和尚。他生前一直关心新进沙弥加入僧团的教育，四川历次传戒活动，他都抽出时间亲赴戒场为新戒开示，鼓励大家发心住持佛教，即使在临辞世前一个月，仍抱病到宝光寺、爱道堂看望慰问新戒，足见他内心深处是如何关切新戒，对新进的比丘、比丘尼寄予了无限厚望。新进僧团的青年僧人综合素质如何得到提升，也是他牵挂的要事，他特别强调僧才培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不搞好后继之人的培养，老一代大德是没有完成使命的，要想方设法逐步提高僧尼的政治素质、佛教修养和文化修养，做合格僧人，为人天师表。他在文殊院倡议推动恢复空林佛学院，支持创办四川尼众佛学院、四川省佛学院，为青年僧伽成长创造条件。

霖公上人广泛开展交流联谊。文殊院不仅是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更是改革开放后四川交流联谊的重要窗口。他先后接待了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华人华侨、政要等。他于1980年、1983年、1986年，先后接待了道端良秀率领的日中友好佛教第五次访华团、宗恳监视率领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谈会第四次访华团、镰田茂雄率领的日中文化交流佛教文化考察团、细川了海率领的日本法唱院访华团等致力中日友好交流的大德法师。他于1981年接待了寿冶法师率领的美国佛教总会访华团，寿冶法师曾现场赋诗“海外流浪三十六，今秋参观文殊院。回首当年并不变，方知本性常如如。”表达了感慨和感谢。他于1984年、1987年分别接待了宏船法师、广洽法师率领的新加坡佛教总会访华团。他于1980年接待了泰国国际宗教联合会访华团、1981年接待了泰国空军司令帕年上将及夫人、1986年接待了教育部长川里沛率领的泰国政府文化代表团、1985年接待了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1995年接待了澳大利亚总督海登及夫人等多国政要。在与海外高僧大德、国外政要的交流中，他积极宣介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讲好我国佛教故事不遗余力。他生前期盼国家统一，热情接待香港、台湾地区佛教界高僧大德。1984年接待了香港宝莲禅寺圣一法师一行，圣一法师留言中高度赞扬了文殊院的庄严和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留言曰：文殊菩萨，诸佛之母；现身成都，当地之福。1997年在文殊院主持省市佛协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祈福法会，表达他为国家强盛高兴，为香港未来充满信心的喜悦。他还于1989年1993年，先后接待了台湾地区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法鼓山创始人圣严法师，为加强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霖公上人积极投身社会公益及世界和平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佛教徒的报恩热情，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在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率领文殊院全体僧众乃至全省佛教界，积极参与赈灾扶贫、公益义捐活动。在他的带领下，文殊院僧众积极为成都市二环路建设、府南河整治工程进行义捐。在他的支持下，四川佛教界在文殊院倡导和发起成立佛教界希望工程和慈善功德会，四川省佛教协会多方筹集款物，资助“希望工程”，使数千名失学儿童重返课堂，还为弱势群体和贫困学生送去温暖和帮助，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为响应国际和平年的号召，他于1986年在文殊院主持了祈祷世界和平法会，并说祈祷偈云：祈祷和平，人类安康，生民多福，盛世祯祥；甘露遍洒，大地清凉，消弭战争，和平久长；慈悲喜舍，济世津梁，法轮常转，国运永昌。法会后，特别倡导在文殊院新建了千佛和平塔一座，藉以表达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期待。此举得到赵朴老的鼎力支持和肯定，亲自题写了“千佛和平塔”额及“庄严千佛层层现，护念和平万万年”联，铸刻于千佛和平塔。

四、亲近霖公上人的记忆

熟悉霖公上人的各界人士，风趣和幽默是他留给大家的共同印象。每当话及于此，大家内心总是充满了崇敬和怀念之情。在他生前，有多过次亲近的机会，在同他的接触中，有几次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既有对他的崇敬，也亲身感受过他的风趣和幽默。

第一次有缘拜见霖公上人，是在1991年3月，那时昭觉寺重建好的大雄宝殿刚刚竣工，准备于农历四月初八举行落成庆典和佛像开光法会。大约法会临近前半月的一天，霖公上人、遍老和莲师相约去昭觉寺查看准备情况，我的师父参加接待工作。记得那天三位老和尚轻车简从，到昭觉寺后，先在方丈室同清定上师叙茶，后在清定上师引领下到大殿现场查看。我跟在师父的身后，从丈室陪同老和尚们去大殿，一路上小心翼翼，连气都不敢喘，甚至连师父让我向老和尚们顶礼时，腿都在不停地颤抖，手心直冒汗，满脸涨得通红。他见到这一情景，打趣地说：“小和尚，抖什么啊，是不是怕你师父打你香板呀？不要害怕，今天有我在，我管得住他，他不敢打你的。”霖公上人一边说话，一边转过身，指着一旁的师父说：“智益，现在是新社会，不准压迫小和尚哟!”他的一番打趣，令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但不知怎的，我的内心却更加紧张了，一路上仍默而不语。到大殿后，清定上师向三位老和尚大致介绍了法会的准备情况，三位老和尚听了后，连连赞叹大殿的庄严，都说比过去的大殿雄伟。几位老和尚交谈时，由于心存胆怯，仍是站在两丈开外，好像只有莲师对两侧罗汉的着色提出了建议，说是罗汉身上着红着绿，不符合佛教的传统。其余的交谈大都是互相赞叹，融洽气氛，至今难忘。后来到了四月八日正式法会的那一天，法会非常隆重，霖公上人、遍老、莲师和省内外的诸山大德都参加了活动。记得落成庆典时，我和另外几位同龄的小沙弥还充任剪彩时的礼仪人员，负责端彩绸盘和剪刀，正式上场时，我端着彩绸盘经过他的身边，连看都不敢看一眼。因为自从半个月前第一次见到他之后，内心对他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大概是因崇敬而心生畏惧的缘故吧。

霖公上人除了对四川佛教的复兴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对鸡足山佛教的振兴也付出过不少心血。他还一度兼任过鸡足山祝圣寺的方丈，并委派弟子宏道师、广福、宏信等修复迦叶殿。1994年4月，迦叶殿修复工程全面竣工，准备举行落成庆典和开光法会。大概是由于宏道师同时任昭觉寺副监院的宗显师同戒，并且交往颇深，邀请昭觉寺派一坛人去迦叶殿协助法会和庆典。昭觉寺的人员由我师父带队，我也是其中一员，并且要提前过去，由宏道师安排从文殊院出发，驾车前往鸡足山。临行前，昭觉寺的人员在我师父的带领下，先行来到文殊院等候。在文殊院等候出发时，师父提出带我去看望他的戒兄，文殊院的维那常厚师，曾作霖公上人的侍者，一直住在甘露堂。当师父带着我到甘露堂时，霖公上人正同几位信众坐在屋檐下的走廊上谈话，因他是我师父在文殊院受戒的教授和尚，我师父便走上前去顶礼。我师父顶礼时，他低头见是我师父，说到：“我还以为是谁哟，原来是昭觉寺的功臣来了，有啥子事啊？”师父回答说：“来看一下戒兄。”他幽默地说：“哦，找再凶（戒兄谐音），你再凶又没人惹你。”此言一出，引得一旁的几位信众笑个不停，纷纷询问他什么叫“再凶”，他只是微笑不语。跟在师父身后的我，也被他幽默的问话逗乐了，心想：这老和尚还真幽默。心中对眼前的霖公上人又多了几分亲近感。半个月后，他以90高龄亲赴鸡足山，主持了迦叶殿落成开光法会。这也是他生前在国内最后一次远行，我有幸参加了开光法会和庆典，在迦叶殿再次感受到了他的幽默。

1997年底，我在中国佛学院本科学习将要毕业，为毕业后做什么曾与同学智海师、广福师商议，准备毕业回川后着手整理临近失传的丛林规制。为此，97年寒假回川时，我们还分别赴昭觉寺拜访过大昌师、净天师等，宝光寺的广永师、慈福师等，甚至连居住在动物园的一位姓陈的大爷也去拜会过，据我师父推荐，说他曾在大慈寺担任衣钵一职，熟悉丛林规制，还到文殊院拜会了常厚师，并得到以上长老的关爱，纷纷表示支持。最后我们决定拜会霖公上人。记得是在下午，临拜会前，我们还为供养发愁，最后我同广福师决定，在金马街买了一盆水仙花供养他。那天下午，他在卧室接待了我俩，广福师把一盆盛开的水仙花捧到他面前，并告诉他是我们供养他的。他低头看了一眼说到：“哦！好香的水中仙。”广福师忙说：“是水仙。”他加重了语气说：“水中仙！”广福师急了，大声说：“老和尚！是水仙！”他笑着说：“你这娃儿咋个不懂得风趣呢？水仙就是水中仙嘛！”他这一风趣，缓解了我们本来紧张的心情，忙向他座前顶礼。顶完礼后，我们向他禀明拜会的目的，是准备日后整理丛林规制，已分别拜会过一些长老，已获得他们的鼓励，希望能得到他的开示。他听完我们的想法后，十分高兴的说到：“你们几个小和尚呀，真有心啰，你们想要干的事情，是我多年来一直的心愿，你们同我想到一起了，不简单。”听到这里，我们心里很是激动，以前并不知道他的心愿，此时他一说出，令我们倍感自豪。他接着说：“你们别以为文殊院就是丛林了，现在只是有丛林的架子在，丛林的具体内容和精神还没有恢复起来，将来就靠你们了哟！”我趁机向一旁的广福师说：“你的责任重大哟。”谈话间，他还风趣地为我们打起比方来，他说：“你们见过春天的蛇出洞没得？你看蛇出洞爬行时，蛇的身子是左右摆动的曲线爬行。”一边说一边用手势作比方，他伸出右手，五指并拢，示范蛇出洞时，蛇身摆动爬行的样子，惹的我们在一旁偷笑。他接着说：“但如果蛇出洞爬行时，你在前面放一竹筒，蛇身钻进竹筒后，它爬行就不会是弯的了，就成了直的了。丛林的规制呀，就像竹筒，我们人呀，就像蛇出洞爬行，不受约束，弯弯拐拐，但蛇钻进竹筒就直了，就规矩了。我们出家人，有了丛林规制的管理和约束，言行举止也就自然符合法度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在一旁听见他为我们打的比方，心中想：姜还是老的辣，老人家的一生经历丰富，对很多问题理解深刻，但通过风趣的小比方，就让人明白大道理，真是不简单，老人家随便开示一句，能让人受用终身啊！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开示的法要，是有佛典依据的，在《大智度论》中就有说：“敛心入定，如蛇行入筒”，仅这一句法语，已足见他博闻强记的功夫。今天回想起来，我们真是愧对他的慈悲教导和开示。由于98年毕业后，只有广福师回川了，我同智海师继续留在了佛学院学习，他也于1999年6月示寂，当年向老人家汇报的想法也一直搁浅了下来，心中的愧疚与日俱增。直到2010年后，在他当年开示的鼓舞下，我先后修订出《传授三坛大戒仪范》，整理出《四川释氏梵呗集》 《文殊禅院空林规约》，虽还未达到当年霖公上人恢复丛林规则的期许，但稍可告慰他在常寂光中于万一。

霖公上人的一生，就像一本厚厚的历史书，需要静心细读，才能走进他的人生境界。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也富有传奇，令后世景仰，供来者缅怀。他留在大众中幽默风趣的印象，正是老人家游心法海而感悟到的智慧流露。这些幽默和风趣丝毫不影响大众对他的崇敬之情，反而让大众沐浴在他智慧香涌的海洋中。

2003年春，我被推选为文殊院继任住持人选。在商议法统承续事宜时，文殊院班首常厚师突然找到我说，霖公上人辞世前念念不忘文殊院未来前景，在病榻前曾对他有过交代，生前因缘不具，完成不了法统交接，嘱托生后如果推定人选，由海山和尚或清德和尚代付法统。当时，常厚师和寂真师倾向请清德和尚代付，正与省、市主管部门领导意见一致。清德和尚在写制法卷时，原拟定法派名“圆成”，在征询意见时，常厚师告知，霖公上人生前拟定的法派名“圆如”。四月初十日早课时，礼请清德和尚于法堂代付法统，我承接霖公上人法脉，法派名“圆如”，继任文殊院法席，时常厚师、寂真师在场见证。同年八月十九日，举行升座仪式，正式继任文殊院住持。令我惶恐不已的是，霖公上人生前于我而言，是景仰的高山，从来没有奢望过成为老人家座下弟子。但不可思议的因缘，霖公上人常寂光中的加持，我是在忐忑中，怀着报恩的心情，履行住持之职，这其中若是没有霖公上人冥冥之中的护佑，我是万万不能胜任的。

结    语

禅心寂寥明如镜，照彻空林万象间。恭逢霖公上人诞辰120周年之际，我更加缅怀他的无尽功德，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寂寥轩内，他还在主持会务，接待来访的客人，尘劳堆里他总是禅心宁静，澄明如镜；空林堂中，他还在潜心修法，为文殊院寺务凝心聚力，岁月可以无声流逝，但廊芜庭院却了然于心。他充满慈悲的微笑，让人感觉到返朴归真的纯净；他富有睿智的幽默，让人感觉到洒脱自在的修养。他丰富的阅历，就像一部蕴藏哲理的史诗；他庄重典雅的墨宝，就像透着禅机的老僧。他不畏生死的行履，可以真切体会到浑然无我的智慧；他无怨无悔的胸襟，可以真切感知到海纳百川的风范。

霖公上人与文殊院有近七十年的不解之缘，他为文殊院的保护和重兴，可谓惮精竭虑、功勋不朽。霖公上人近八十载的出家生涯，潜心佛法大海，是学修并重的典范，关切佛教健康传承大计，为四川乃至全国佛教事业的恢复奉献了毕生心力，是当之无愧的当代高僧大德。我们纪念霖公上人，就要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和光辉品格，就要继承他生前遗愿和未竟事业，为佛教健康传承、为众生安乐、为民族复兴伟业而勇猛精进！敬仰赞曰:

铮铮铁骨，堂堂僧像；

护教存诚，德音留芳；

影现空林，化度十方；

道通长安，法界心香。